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曾为推动世界经济的战后重建和全球贸易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特里芬难题”（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以单一国别货币（如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该货币面临的保持币值稳定与提供充足国际清偿力之间的矛盾）无解、黄金大量流出美国等因素，使以“黄金-美元”为支撑的固定汇率制度难以为继。

　　直至今日，虽然美元后来与黄金脱钩，世界也仍处于美元信用本位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也常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由于美国肆意挥霍超级美元霸权，导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国际学界兴起对未来国际货币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大讨论，但前路漫漫、说易行难。

美元的四大脆弱表现

　　当前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行以美国政府信用为支撑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既是美国的货币，也是世界的货币。美国享受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带来的诸多好处，却不承担维护汇率稳定、平抑危机发生等国际责任，反而滥用金融制裁大棒，肆意超发货币，已成为全球危机动荡之源。具体来看，目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四大脆弱表现。

　　美国联邦债务高企，冲击美元信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采取直接购买美国国债的“债务货币化”方式来刺激经济复苏，使联邦政府更有恃无恐地超额借债，大手大脚花钱。截至2024年7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突破3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124%。这动摇了全球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心，重新激发各国对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和动力。

　　美国滥用制裁措施，引发他国安全焦虑。近年来美国常将美元霸权武器化，对“侵犯”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国家，采取包括冻结资产、限制融资、禁止美元交易等制裁措施。截至2024年7月，美国将4390家俄罗斯企业列入美财政部“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清单”（SDN清单），并对共计超5000家俄罗斯企业实施各类制裁。

　　尤其是，美国联手盟友冻结俄罗斯储备资产的行为，引发他国的金融安全忧虑。毕竟，一国持有储备资产要同时满足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要求，其中安全性是第一位的要求。美国利用美元地位滥施制裁，严重打击各国对美元主导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

　　美国推动构建货币“小圈子”，严重削弱其作为国际货币的信誉。早在2013年10月，美联储就与欧洲央行以及瑞士、英国等几国央行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此后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9国央行达成临时性货币互换协议。这些安排使得在金融危机或紧急情况下，美国可优先为上述“小圈子”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却不顾同样面临困境的其他国家。这种选择性承担美元国际义务的做法，伤害了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让全球金融治理合作失去动力。

　　“石油美元”的松动正逐步侵蚀美元的全球根基。过去5年，美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深刻影响着全球“石油美元”的流向。近期，美国与沙特不再续签“石油美元协议”。这一系列变化无疑削弱了美元作为全球大宗商品主要计价和储备货币的物质基础，进而影响美元的真实价值与市场信心，侵蚀美元的全球地位。

新构想说易行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布雷顿森林体系3.0”成为热议话题。许多国际学者建议，构建一个“不再依赖单一国家货币或政府信用，引入黄金、加密货币和特别提款权（SDR）等作为货币锚定基础”的全新国际货币体系，也有部分学者建议构建“以新兴国别货币为中心，将大宗商品作为货币锚”的国际货币新秩序。

　　上述构想更多的是表达出对当前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但短期内其难以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国际货币体系还远未抵达重大变迁的转折点。

　　美元仍具国际货币“惯性”，新兴货币短期内尚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条件取代美元。目前，美元占全球交易量的87.62%、全球外汇储备的59.58%、全球结算货币的41.4%。获得便利性、汇率稳定性、资产增值性仍是美元的优点，使得各国在经济活动中对美元产生深深的依赖。

　　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出现了群体性经济崛起，但在经济实力、制度完善程度以及大宗商品定价权上，与美国仍差距明显。回顾全球货币史，任何一种货币的崛起都伴随着深刻的国际格局变迁、漫长的经济金融力量消长，因此，“以新兴国别货币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设计，短期内难以实现。

　　全球金融治理也缺乏实质性前进动力。若构建“不再依赖单一国家货币或政府信用”的货币体系，要么要实现超主权货币，要么建立多个主权货币相互锚定的“汇率走廊”。前者需要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后者需要主要大国形成汇率联动机制。无论哪种情形，都需要全球金融治理合作，主要国家须拥有高度的政治互信和实施意愿。

　　但美西方作为全球金融的既得者利益者，普遍缺乏改革的动力。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份额调整这类较小的改革议题，都难以实质性推进，更遑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颠覆性改革了。

　　有关货币锚的设定从理论和实践上也难行得通。

　　首先，若黄金部分充当稳定锚，虽可增加货币的稳定性，但供应限制仍会拖累经济增长，甚至引发通缩。金本位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已充分体现了黄金之锚的缺陷。

　　其次，过去几年非政府支持的加密货币迅速崛起，被许多学者和货币技术爱好者视为潜在的全球枢纽货币或锚币的候选。因为加密货币供应量相对稳定且可控、价值保护机制相对健全、存储过程理论上不受单一政府直接干预和监督。虽然加密货币具有天然优势，但仍遭广泛质疑。例如，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所和钱包服务提供商Coinbase近期封锁了2.5万个与俄罗斯相关的账户，其标榜的无政府干预特性，荡然无存。事实上，货币发行与调控长期被视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复杂性和敏感性无法简单被技术绕过。

　　最后，SDR短期内仍难以发挥重要影响。SDR是由IMF于1969年发行的、用于补充成员国官方储备的国际储备资产，并非一种货币。SDR和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缺乏基于内在价值的价格转换机制，无法转换成篮子货币。且SDR的分配仍由IMF和美西方主导，无法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真实影响力。SDR“难堪大任”的局面，中短期内都很难改变。

区域合作或是出路

　　纵观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粹主义显著抬头，以美西方为首的主要大国贸易“关城门”、产业“拉吊桥”、科技“垒高墙”、金融武器化，已严重扰乱多边经济合作。